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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_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来源于瑞达网
http://www.hy928.net/ 2023/7/27 清.蒲松龄 本站整理复制标题和链接

 前言_全本新注《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是中国清朝初年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它以写花妖狐魅、畸人异行著称于世,奇特诡谲的故事情节,异彩纷呈的人物形象,不同流俗的美学理想,构成《聊斋志异》的独特风格。它既是中国文学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学的明珠。作者蒲松龄无愧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字留仙,号剑臣,别号柳泉居上;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他的家族,明万历以来也曾“科甲相继”;但至蒲松龄时代,“为寡食众,家以日落。”

(《述刘氏行实》)分居后,蒲松龄“数椽风雨之庐,十亩荆榛之产;卖文为活,废学从儿;纳税倾囊,愁贫任妇。”(《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十九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

(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此后则屡挫于乡试,以岁贡终老。他一生,除了去扬州府宝应县充当幕宾一年,均设帐于缙绅之家;而在同邑西铺毕际有家时间最长,设馆三十年,七十岁才归老家居。七十六岁辞世。蒲松龄出生前一年,即崇帧十二年正月,第五次入关的清兵攻被济南,积尸盈城;血腥洗劫殃及齐鲁。

崇祯十七年,清兵再次入关击溃李自成,建立清王朝,镇压各地抗清力量;压域黑云弥漫全国。然而在兵连祸结之中,明中叶以后萌发的民主启蒙思想依然向前发展。清初,王夫之、黄宗轰、顾炎武、唐甄等人继续批判宋明理学,思想上闪现出更多的民主性光芒。历史的灾难、时代的思潮以及个人的遭遇,这一切对蒲松龄的思想和创作,必然有所影响,蒲氏狂痴招尤,孤愤著书,正是时代使然。

其思想积极用世,憧憬仁政;他希望赋役征收应当。“念民膏”,刑名出入应当“得民情”,工役兴作应当“惜民力”,(代孙蕙作《放生池碑记》)黑暗的现实虽然“罔念夫民命”,然而蒲松龄则终生坚持“利民济物”的理想。他睥睨邪恶,摆脱世俗的羁绊,追求心灵的自由,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写入《聊斋志异》。

清初人民饱经兵燹战乱,其心灵创伤尚未平复。《聊斋志异》有不少篇目,隐约曲折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劫难。举凡明末北兵入寇的“齐地大乱”、“济南大劫”,请初的……姜瓖之变“、”三藩之乱“、”谢迁之变“、”于七之难“,《聊斋志异》都曾触及,虽然含蓄迷离,但都倾向鲜明:诅咒兵连祸结,悼念受害人民。怀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聊斋志异》更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整个社会,斥之为”强梁世界“(《成仙》)。

在这个社会里,“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促织》);封建官府像阴司一样暗昧(《席方平》);高级官僚恶德满盈(《续黄粱》),下级官吏鄙琐贪婪(《梅女》),衙门公役则“无有不可杀者”。(《伍秋月》);至于地方豪绅,更是依财仗势,横行乡里,《聊斋志异》刺贪刺虐,全无畏忌。

明清两代用八股取士,以强化其政治统治。蒲松龄五十一岁才放弃应举,虽然他还不能自觉地否定这个制度,然而他却能从旧垒中反戈一击,揭露科举的弊端与丑恶。《聊斋志异》有相当数量的篇目,以嬉笑怒骂之笔讥刺科场衡文不公以及贿赂公行。司衡无目,盖因帘内诸官只熟悉八股滥调,不谙德业文章,无能识别真才(《司文郎》、《贾奉雉》)。

学官贪冒,则不仅“学使之门如市”(《神女》),而且“考弊司”竟定例割髀肉为蛰(《考弊司》)。读书人对此却帖耳忍受,心无愧耻;倖进者则

高官厚禄,作威作福(《续黄粱》),失意者则嗒然若死,如饵毒之蝇(《王子安》)。蒲松龄晚年诗作《历下吟》写省城试士的丑态,不禁慨叹:“此中求伊周,亦复可侧怆。”《聊斋志异》抨击科举的作品,也部流露出此种侧怆的心情。

《聊斋志异》各类题材的作品部有自己的审美追求,其中描写婚姻爱情的作品表现得尤为鲜明。在蒲松龄那个时代,封建的因袭观念大部开始动摇,“甚至骨肉之间,亦用机械,家庭之内,亦蓄戈矛”(《为人要则》)。《聊斋志异》描写家庭纠葛的作品,往往把青年一代视作冲决封建札教的主要力量。封建社会鄙视妇女,《聊斋志异》却以大量篇目,塑造了许许多多天生丽质,从不同角度展示她们的美好情操和过人才能。例如:颜氏之才,乔女之德!翩翩之仙,葛巾之神;婴宁的天真,蕙芳的纯朴;素秋的淡泊,黄英的通达;娇娜的洒脱,青凤的痴情;等等。她们人各一面,全非世俗男子所能比拟,封建社会严男女之大防,《聊斋志异》则借助浪漫主义的奇想,赋予青年男女以极大的互爱自由。作品认为:“礼缘情制;情之所在,异族何殊焉”(《素秋》):“天下惟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瑞云》)。作品呼唤真情,反对“以礼节情”,因而对知己相爱或钟情不移者备加赞扬,而对虚伪矫情或欺骗爱情者则予以谴责。

作者意识到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因而确认男女婚姻,“此自百年事,父母止主其半”(《青蛙神》)。

作品所赞扬的大多是自媒自主的婚姻;这在当时不是已经存在的现实,而是应该实现的理想。蒲松龄的审美情操,的确高人一等;纵然杂有些微糟粕,毕竟瑕不掩瑜。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举凡天上人间、域内海外的诸般异闻,鸟兽虫鱼、草木竹石的荒怪变幻,民俗风习、自然灾害的趣闻琐谈,都在包罗之列。

以上所述,仅其犖犖大者。

《聊斋志异》把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创作艺术推向顶峰,前人称它为“空前绝后之作”。其主题境界既高出晋之志怪、唐之传奇,而笔墨命意更非后世续书所能比拟。它的艺术成就,既是蒲松龄借幻异故事寄托自我情志的创新,又是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发扬。

作为“孤愤之书”,浓烈的感情色彩和超俗的审美追求,为《聊斋志异》创作艺术的主要特征。作者在创作时,往往驰想天外,神与物游:“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聊斋自志》)这种感兴飞动的激情,恰足以表现幻异小说的奇诡。在各类作品中,既有金刚怒目的愤激,也有童心展现的温情;既有口诛笔伐,也有幽默讽嘲。诸般幻异故事,都具有叩人心弦的艺术魅力。《聊斋志异》的问世,使得一度沉寂的中国文言小说重现光辉,在艺术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实质是在发扬中国文学优秀传统基础上的艺术创新。蒲松龄有丰厚的文学修养,他不仅“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而且自觉地发扬楚骚的创作精神。其《聊斋自志》谓:“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聊斋》为文,狂狷傲世,不遵矩度,盖亦步武楚骚,直抒胸臆,不择好音。《聊斋志异》每于篇后仿《史记》的“太史公曰”,添加“异史氏曰”论赞一段,把艺术具象的意蕴径直的表达出来。全书有“异史氏曰”

近二百则,为数之多,用意之深,均不同于唐传奇偶尔加入的议论体例。这一形式的采用,是对《史记》美学思想的自觉发扬。盖蒲松龄“长命不犹”、“仅成孤愤之书”与司马迁“意有所郁结”、“发愤之所为作”,两者之间

有其相通会意之处。鲁迅先生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聊斋》则把楚骚的艺术传统用之于小说,遂使中国文言小说艺术再生奇葩。蒲松龄的这种创作精神,在今天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朱其铠

一九九二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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