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可见：对于该地区这条历史上最早规划的高速马路，汉朝内部有两种声音。一是以唐蒙为代表的主修派，一是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反对派。而在西南地区，巴蜀大姓认为劳民伤财、民力不堪，高原诸国在心理深处希望距离汉朝越远越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遣相如责唐蒙等，因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司马相如得宠，受命责罚唐蒙。
 　　“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为用，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借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很多人认为通西南夷没有意义，司马相如不敢直谏，于是以巴蜀父老为借口，著书警寓天子。
 　　“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亿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汉朝调遣了大量人力物力，并没有完成原规划。 　　“其后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太史公极赞相如文采，亦然不隐“借蜀父老为辞”一句、及失官一节，相如确实难卸高原诸国说客之嫌。所谓“略通夜郎”，就是仅仅通了初期的犍为郡治和夜郎县治鳖邑（今遵义），及在秦五尺道基础上通了后来的宁州治所建宁（今曲靖），基本属于原规划夜郎道的范围。晋代设置宁州，统领南中七郡。宁州是大夜郎地区郡县制进入比较成熟阶段的行政中枢。汉朝原规划到牂柯江的南夷道并没有完成，牂柯江一带才是真正犍为郡南夷县范围。贵州南部是在明朝奢香夫人时代才同意修通连接外部的龙场九驿，明末彝族土司还在乌江南岸楠木渡口设了一个“黔山蜀水古分疆”的摩崖石刻。何以分疆？路断而分。
 　　一条没有完全实现原规划的夜郎道，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两千年云贵高原的历史。彝族土司的农奴制生产关系能够维持到清代中期，与此有关。而司马相如和唐蒙二人的文武进退显示，无论规划者、决策者、执行者、建设者，都是历史的塑造者。秦汉之际刚刚从奴隶井田制脱胎而来，而且实现了大一统，是修建大工程的黄金时代，北方的长城、东南的驿道、岭南的灵渠等等都是这个时候完成的。西南云贵高原的这条高速马路本来可以修得更宽，修得更长，修得更好。
西汉晚期的夜郎县
　　《史记》：“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
 　　公元前111年，汉朝借夜郎兵进攻南越之际，平且兰国，以大南夷县及附属郡国地设置牂柯郡14县。随后逐渐将大夜郎县及附属郡国地修成15县，仍属犍为郡。又将犍为郡鳖县、夜郎县、平夷县划属牂柯郡，所以西汉晚期犍为郡12县，牂柯郡17县。
 　　西汉晚期的夜郎县，为西汉早期大夜郎县的最南角，即今安顺地区大部、六盘水地区东部一带。为原鳖部多同夜郎国与彝部谈指国交接地带，是末代夜郎王子“邪务”依附其外公“谈指”对汉朝作最后抗争的地方。
　　东汉基本沿袭西汉晚期的建制。
晋代夜郎县
　　《华阳国志》：“晋元帝世，太守建宁孟才以骄暴无恩，郡民王清、范朗逐出之。刺史王逊怒，分鄨半为平夷郡，夜郎以南为夜郎郡”。
 　　晋代夜郎郡领夜郎、谈指两县。包括今北盘江上游六盘水地区、安顺地区、黔西南州一带，夜郎郡治和夜郎县治在今安顺地区。《水经注》等典籍所记载，夜郎临牂牁江，通广郁，通番禺，就是指的这个西晋所设置的夜郎县。而且这一带在汉朝势力进入夜郎地区之前也属于多同夜郎国的核心覆盖范围。
唐宋夜郎县
　　唐宋时代在今桐梓、石阡、新晃等处都曾设夜郎县。这些地区都属于汉朝势力进入夜郎地区之前大夜郎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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