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分为四个大的历史时期(或阶段)，即起源时期、元典时期、发达时期和近现代时期。起源时期，从中华大地上有人生活算起，重点是万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孕育而成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原质性」于此已经显露出来。元典时期，即夏商周以来的文化。此一时期，约当于西方的希腊、罗马时期。此一时期是中华文化主体巩固与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至秦汉时期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帝国。发达时期，主要是指隋唐以后，此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广泛开展起来。近现代时期，则是指自19世纪以来的现代中国时期。我们的研究侧重主要在元典文化时期及其以前，同时也注意到现代以来的文化嬗变。
　　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形成主要是在元典文化时期以前。中华文化的特质于此时期内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形成基本上是自成体系的，它有一个「自组织」的系统，其文化的进程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种差异，并加以总结。如，张光直等说中国文化属于连续的，而以欧洲为代表的文化则是断裂的，一种文化、思想乃至制度取代另外的文化、思想及制度。我们认为，中华文化是属于「交融型」或称「和合型」，是连续的。我们将中华文化的这个特质称为中华文化的「原质」。
　　正是中华文化的这种原质，才会有神话的融合与归纳。「古史辨派」的「层累说」，基本上是对的，说明多元融合的事实，即多元的祖先融合为一体。各部落集团融合后打乱了原有的神话系统，将祖先神进行了「归纳」。当然，「古史辨」的疑古，已为上述考古材料充分证明，是必须加以修正的。也由于中华文化的这种特质，所以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大一统」思想的主导地位。在中国，从历史到今天，讲大一统是民族大义。从文献看，至迟战国时期，各家各派都主张大一统(只有墨子主张回到「小国寡民」，是个例外)。关于这个特点的认识，除了从中华大地的地理结构(所谓「海中地」)来分析外，更应着眼于中华文化的这个交融性传统。
　　另外，与「大一统」思想相伴随，中华文化还有另一个特质，即中华文化的「兼容性」，这是一个次生性特质。如果仅仅具有交融性，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中华文化至今仍然多彩斑斓的原因。而有了这个兼容性，就可以在统一的思想之下，兼容并包各族群的不同文化特点。《礼记?王朝》即已阐明，华夏、夷蛮戎狄不同的文化、风俗、语言，是地理与历史特点不同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多民族的「大一统」，必然是「修其教不移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种多元的统一，才能保障统一的巩固与发展，而不是搞「文化殖民」或「文化沙文主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十四史」的确定，不以「民族」为限，而以「大一统」为根本标准，反映了中国独特的「正统观」。西方强调文化「熔合」，所以美国早年的民族政策就有过「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所谓「A+B=A」。这样的「文化吞并」思想从来没有成为统治中国的思想，尽管汉文化的主体作用非常明显，同时也兼容多民族不同的文化，不管哪一个民族成为统治民族，都是如此。这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所不同的第二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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