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尧让舜参预政事，管理百官，接待宾客，经受各种磨炼。舜不但将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在用人方面有所改进。尧未能起用的“八元”、“八恺”，早有贤名，舜使“八元”管土地，使“八恺”管教化；还有“四凶族”，即帝鸿氏的不才子浑敦、少皞氏的不才子穷奇，颛顼氏的不才子梼杌、缙云氏的不才子饕餮，虽然恶名昭彰，但尧未能处置，舜将“四凶族”流放到边远荒蛮之地。这些措施的落实，显示出舜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才干。
　　经过多方考验，舜终于得到尧的认可。选择吉日，举行大典，尧禅位于舜，《尚书》中称为舜“受终于文祖”。又传说是舜代替尧摄行天子之政，虽有天子之权，而无天子之号。与此二说差异甚大的一个传说是，舜将尧囚禁起来，还不让其子丹朱与他见而，舜自己做了天子，类似于后代的宫廷政变，篡权夺位。
　　舜执政以后，传说有一系列的重大政治行动，一派励精图治的气象。他重新修订历法，又举行祭祀上帝、祭祀天地四时，祭祀山川群神的大典；还把诸侯的信圭收集起来，再择定吉日，召见各地诸侯君长，举行隆重的典礼，重新颁发信圭。他即位的当年，就到各地巡守，祭祀名山，召见诸侯，考察民情；还规定以后五年巡守一次，考察诸侯的改绩，明定赏罚，可见舜注意与地方的联系，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
　　传说中舜的治国方略还有一项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在器物上画出五种刑罚的形状，起警戒作用；用流放的办法代替肉刑，以示宽大。但又设鞭刑、扑刑、赎刑，特别是对不肯悔改的罪犯要严加惩治，舜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欢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驱逐到三危，把治水无功的鲧流放到羽山，坏人受到惩处，天下人心悦诚服。
　　按照《史记》所载传说，舜摄政28年，尧才去世。舜于三年的丧事完毕之后，便让位给尧的儿子丹朱，自己退避到南河之南。但是，天下诸侯都去朝见舜，却不理会丹朱；打官司的人也都告状到舜那里，民间编了许多歌谣颂扬舜，都不把丹朱放在眼里。舜觉得人心所向，天意所归，无法推卸，遂回到都城登上天子之位。不过，传说中舜的都城与尧的都城不在一个地方。据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引皇甫谧所说；“舜所营都，或云蒲坂。”蒲坂在唐代是河东县，即今山西永济县。
　　尧死以后，舜在政治上又有一番大的兴革。原已举用的禹、皋陶、契、弃、伯夷、夔、龙、垂、益等人，职责都不明确，此时舜命禹担任司空，治理水土；命弃担任后稷，掌管农业；命契担任司徒，推行教化；命皋陶担任“士”，执掌刑法；命垂担任“共工”，掌管百工；命益担任“虞”，掌管山林；命伯夷担任“秩宗”，主持礼仪；命夔为乐官，掌管音乐和教育；命龙担任“纳言”，负责发布命令，收集意见。还规定三年考察一次政绩，由考察三次的结果决定提升或罢免。通过这样的整顿，“庶绩咸熙”，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新面貌。上述这些人都建树了辉煌的业绩，而其中禹的成就最大，他尽心治理水患，身为表率，凿山通泽，疏导河流，终于治服了洪水，使天下人民安居乐业。当比之时，“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平局面。
　　舜在年老的时候，认为自己的儿子商均不肖，就确定了威望最高的禹为继任者，并由禹来摄行政事。故舜与尧一样，都是禅位让贤的圣王。
　　据说舜在尧死之后，在位39年，到南方巡守时，死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山，称为“零陵”。但是，对于此一说，却有颇多疑义。首先苍梧于当时乃荒芜之地。既非经济、文化中心，也非抵御外族的军事要地。舜当时已近百岁高龄，没有理由巡视至此。其次，舜定都蒲坂，即今山西永济县。与苍梧相距数千里。以当时的交通情况，舜若想来回一次，须得花上数年时间。况且，舜乃南巡，苍梧或许并非终点，而年近百岁的舜绝无那样的体力与精力，进行如此长征般的南巡。综上所述，有人提出一个观点：舜当时远行，肯定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或是武装押送，不得不去；或是后有追兵，盲目逃生。两者当居其一。
　　舜与尧一样，同是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推崇的古昔圣王。而舜对于儒家，又有特别的意义。儒家的学说重视孝道，舜的传说也是以孝著称，所以他的人格形象正好作为儒家伦理学说的典范。孟子继孔子之后对儒学的发展有巨大贡献，他极力推崇舜的孝行，而且倡导人们努力向舜看齐，做舜那样的孝子。说：“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他甚至设想，舜为天子，而瞽叟杀人被捕，舜虽不会利用权力破坏刑律而将其赦免，但一定到监狱里偷偷地把父亲背出来，一起逃到海滨，过无忧无虑的日子，为了共享天伦之乐而忘掉天子的地位。由于儒家的宣传，有关舜的传说事迹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留下极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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