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义治国，何必言利_梁惠王上_《孟子》注释本_四书五经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①。王曰：“叟②！不员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③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土庶人④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⑤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⑥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⑦。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⑧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⑨。未有仁而遗⑩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注释】
①梁惠王：就是魏惠王（前400-前319），惠是他的谥号。公元前370年继他父亲魏武侯即位，即位后九年由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所以又叫梁惠王。 ②叟：老人。 ③亦：这里是“只”的意思。 ④土庶人：土和庶人。庶人即老百姓。 ⑤交征：互相争夺。征，取。 ⑥弑：下杀上，卑杀尊，臣杀君叫弑。 ⑦万乘、千乘、百乘：古代用四匹马拉的一辆兵车叫一乘，诸侯国的大小以兵车的多少来衡量。据刘向《战国策。序》说，战国末期的万乘之国有韩、赵、魏（梁）、燕、齐、楚、秦七国，千乘之国有宋、卫、中山以及东周、西周。至于千乘、百乘之家的“家”，则是指拥有封邑的公卿大夫，公卿封邑大，有兵车千乘；大夫封邑小，有兵车百乘。 ⑧苟：如果。 ⑨餍（yan）：满足。 遗：遗弃，抛弃。
【译文】
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什麽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
【读解】
是啊，何必一开口就说利呢？
孔子不是早就说过吗？——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为人处世是这样，治理国家也是这样。
荀子认为，盛世重义，乱世重利。（《荀子.大略篇》）
司马迁说自己读孟子见梁惠王，常常感叹不已：利实在是天下大乱的原因啊！（《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所以，君子不言利。 这的确是儒学传统。
不过，朱熹《孟子集注》说的好：“君子不言利并不是完全不想利，只不过不唯利是图而已。孟子之所以说的那麽坚决，是因为当时的人惟利是图不知世上有“仁义”二字，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
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利义齐飞，君子已不羞与言利，或者说，君子也要言利。但是不是也有必要多言“仁义”而“救其弊”呢？ 当然，的确也不可能只说仁义而不说利，这已不合乎我们今天的现实。应该是既说利也说义，或者，还是用圣人孔子的那句话来调节，叫做——
“见得思义。”（《论语.季氏》、《论语.子张》）
《孟子》篇目有：
《孟子》简介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皱国（今山东皱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孟子的出生距孔子之死（前479）大约百年左右。关于他的身世，流传下来的已很少，《韩诗外传》载有他母亲“断织”等故事，《列女传》载有他母亲“三迁”和“去齐”等故事，可见他得力于母亲的教育不少。据《列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曾受教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但从年代推算，似乎不可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这倒是有可能的。无论是受业于子思也罢，孟子的学说都受到了子思的影响。所以，荀子把子思和孟子列为一派，这就是后世所称儒家中的思孟学派。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今天我们所见的《孟子》七篇，每篇分为上下，约三万五千字，一共二百六十章。但《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比现存的《孟子》多出四篇。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对十一篇进行了鉴别，认为七篇为真，七篇以外的四篇为伪篇。东汉以后，这几篇便相继亡佚了。
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文艺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 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后来宋太宗又翻刻了这十一经。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历代为《孟子》作注释比较重要的有东汉赵岐的《孟子》注和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的焦循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撰成《孟子正义》一书，是集大成的著作。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较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更为变乱，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同时，思想也更加活跃正当“百家争鸣”的时代。所以，孟子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等，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同时，在与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激烈交锋中，孟子维护了儒家学派的理论，也确立了自己在儒学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仅次于孔子的正宗大儒。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提高，孔子被尊为“圣人”，孟子也被称为“亚圣”。
与论语一样，《孟子》也是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但它比《论语》又有明显的发展。《论语》的文字简约、含蓄，《孟子》却有许多长篇大论，气势磅礴，议论尖锐、机智而雄辩。如果说《论语》给人的感觉是仁者的谆谆告诫，那麽《孟子》给人的感觉就是侃侃而谈，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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