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发展到当 时的标准。当进步到任何一定高度的时候，按照自然选择的学说，就没有再继续进步的 必要；虽然在各个连续的时代，它们势必稍微被改变，以便与它们的生活条件的微细变 化相适应，而保持它们的地位。前面的异议系于另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确实知道这 世界曾经历几何年代以及各种生物类型最初出现在什么时候；而这个问题是很费讨论的。
    体制，从整体看来，是否进步，在许多方面都是异常错综复杂的问题。地质纪录在 一切时代都是不完全的，它不能尽量追溯到往古而毫无错误地明白指出在已知的世界历 史里，体制曾经大大进步了。甚至在今天，注意一下同纲的成员，哪些类型应当被排列 为最高等的，博物学者们的意见就不一致；例如，有些人按照板鳃类（selaceans）即沙 鱼类的构造在某些要点上接近爬行类，就把它们看作是最高等的鱼类；另外有些人则把 硬骨鱼类看作是最高等的。硬鳞鱼类介于板鳃类和硬骨鱼类之间；硬骨鱼类今日在数量 上是占优势的，但从前只有板鳃类和硬鳞鱼类生存，在这种情形下，依据所选择的高低 标准，就可以说鱼类在它的体制上曾经进步了或退化了。企图比较不同模式的成员在等 级上的高低，似乎是没有希望的；谁能决定乌贼是否比蜜蜂更为高等呢？——伟大的冯 贝尔相信，蜜蜂的体制“事实上要比鱼类的体制更为高等，虽然这种昆虫属于另一种模 式”。在复杂的生存斗争里，完全可以相信甲壳类在它们自己的纲里并不是很高等的， 但它能打败软体动物中最高等的头足类；这等甲壳类虽然没有高度的发展，如果拿一切 考验中最有决定性的竞争法则来判断，它在无脊椎动物的系统里会占有很高的地位。当 决定哪些类型在体制上是最进步的时候，除却这等固有的困难以外，我们不应当只拿任 何两个时代中的一个纲的最高等成员来比较——虽然这无疑是决定高低程度的一种要素， 也许是最重要的要素——我们应当拿两个时代中的一切高低成员来比较。在一个古远的 时代，最高等的和最低等的软体动物，头足类和腕足类，在数量上是极多的；在今天， 这两类已大大减少了，而具有中间体制的其他种类却大大增加了；结果，有些博物学者 主张软体动物从前要比现在发达得高些；但在反对的方面也举出强有力的例子，这就是 腕足类的大量减少，以及现存头足类虽在数量上是少的，但体制却比它们的古代代表高 得多了。我们还应当比较两个任何时代的全世界高低各纲的相对比例数，例如，如果今 日有五万种脊推动物生存着，并且如果我们知道以前某一时代只有一万种生存过，我们 就应当把最高等的纲里这种数量的增加（这意味着较低等类型的大量被排斥）看做是全 世界生物体制的决定性的进步。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这样极端复杂的关系下，要想 对于历代不完全知道的动物群的体制标准进行完全公平的比较，是何等极端的困难。
    只要看看某些现存的动物群和植物群，我们就更能明白地理解这种困难了。欧洲的 生物近年来以非常之势扩张到新西兰，并且夺取了那里许多土著动植物先前占据的地方， 据此我们必须相信：如果把大不列颠的所有动物和植物放到新西兰去，许多英国的生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概可以在那里彻底归化，而且会消灭许多土著的类型。另一方面，从 前很少有一种南半球的生物曾在欧洲的任何部分变为野生的，根据这种事实，如果把新 西兰的一切生物
    放到大不列颠去，我们很可怀疑它们之中是否会有很多的数目能够夺取现在被英国 植物和动物占据着的地方。从这种观点来看，大不列颠的生物在等级上要比新西兰的生 物高得多了。然而最熟练的博物学者，根据二地物种的调查，并不能预见到这种结果。
    阿加西斯和若干其他有高度能力的鉴定者都坚决主张，古代动物与同纲的近代动物 的胚胎在某种程度上是类似的；而且绝灭类型在地质上的演替与现存类型的胚胎发育是 近乎平行的。这种观点与我们的学说极其一致。在下章里我当说明成体和胚胎的差异是 由于变异在一个不很早的时期发生、而在相应年龄得到遗传的原故。这种过程，听任胚 胎几乎保持不变，同时使成体在连续的世代中继续不断地增加差异。周此胚胎好像是被 自然界保留下来的一张图画，它描绘着物种先前未曾大事变化过的状态。这种观点大概 是正确的，然而也许永远不能得到证明。例如，最古的已知哺乳类、爬行类和鱼类都严 格地属于它们的本纲，虽然它们之中有些老类型彼此之间的差异比今日同群的典型成员 彼此之间的差异稍少，但要想找寻具有脊推动物共同胚胎特性的动物，恐非等到在寒武 纪地层的最下部发见富有化石的岩床之后，大概是不可能的——但发见这种地层的机会 是很少的。

    在第三纪末期同一地域内同样模式的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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